食安難“根治”是系統性問題

現在食安出現問題，更多的是把板子打在供應商身上，覺得是供應商提供的原材料有問題，但實際上是有失偏頗。

在姜崇斌看來，食安難“根治”是系統性問題，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

一、食安管控風險意識不高

今年3月12日，“大反轉”的成都七中食安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起初網絡爆料，該學校給學生吃霉變食物，一時間上了熱搜，引發輿論聲討。

但5天后，該事件出現重大反轉。成都警方調查后表示，“問題食品”均是人為。

先不追究家長們的沖動行為，實際上可以看出學校日常中，并沒有重視食安問題，也不清楚其中的利害關系。

這里校方與團餐公司實際上，存在著兩難的“尷尬”：

學校作為教育教學單位，讓其把后勤這一塊也管好，實際上也是勉為其難，因為學校里面沒有專業的后勤管理的人員。同時這些年在教育后勤社會化改革過程中，把很多事情都外包出去了，承包公司在追逐最大化利益的過程中，對于盡責食品安全工作，一定會存在忽視或者僥幸心理。而從政府監管部門的角度來看，目前對于食安監管與執法可謂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政府監管資源與實際需求不相適應

姜崇斌以成都的溫江區為例。

深圳僅溫江一個區就至少有500所學校，而教育局負責管理食品安全的基本都是一個科，這一個科帶上科長，人員配置基本上在3人，而他們這個科室不僅要管食品安全，還要管校車安全、消防安全、設施安全等等，平均來看，也是1.3人要管近500所學校。

而如遇到大檢查，如今年3月1號，市場監管總局要求4月5號之前，全部學校都要巡查一遍，也就是說一個半人要在45天內，巡查500所學校食安情況，困難可想而知。

另外，校園的食品安全一般都是兩個部門聯合，既教育局與市場食藥監局。

但在市場監管總局這邊，他們不僅要管校園食品安全，還是管社會餐飲。如以萬計這個單位數量的街邊檔口，同時要對生產、流通、出品三個方面負責。

可見政府管理部門在當前食安監管方面的難處。

三、食品產業準入門檻低

長期以來，我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入食品產業的門檻特別低。既然門檻這么低，那么就存在諸多不一致的生成管理方式，也必然直接導致食品安全缺少保障。

四、從業者道德素質普遍不高

在食安問題頻發的前幾年，網絡上曾出現了“易糞相食”這個極具諷刺的生造詞。

該詞出自吳恒的《易糞相食：中國食品安全狀況調查（2004-2011）》與《擲出窗外：面對食品安全危機，我們應有的態度》兩篇報告。

是指每種食品的生產者都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因此從來不吃，長此以往，每個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

而這位有毒食品警告網站創始人曾對食安安全從業人員現狀這樣描述：

我做的雞翅有問題，我不吃雞翅，但是我會喝牛奶；我賣的牛奶有問題，我不喝牛奶，但是我吃雞翅。在無論愿意與否，在食品安全問題中，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五、種養殖業規模化程度不高

以我國豬肉食品加工企業為例，我國出欄1萬頭生豬以上的企業，總數不及全國總產量的10%。

從國家統計局另外一組數據可以看到，2017年全國生豬出欄68861萬頭，8家上市規模豬場只占到總市場的4.9%。

這充分說明，我國的種植與養殖并沒有實現大規模的產業化，還處于一個分散化經營的狀態。

“在系統性問題現狀之下，某一領域餐飲完全做好，不出問題，很難，因為它很難獨善其身。”

那么如何才能改變當前的食安現狀，逐步解決食安問題？